一、出兵前的运筹帷幄

斯诺拍摄的毛泽东

1937年7月7日深夜，在北平（今北京）的南大门卢沟桥附近，日本侵略军突然向驻守在这里的中国军队发动进攻，中国军队被迫奋起还击。卢沟桥反抗日本侵略军的枪声，标志着中华民族全面抗战开始。14日，毛泽东等致电身在南京的叶剑英，要他转告蒋介石：“红军主力准备随时出动抗日，已令各军十天内准备完毕，待令出动。”由于红军即将开赴前线，一个新的问题提到中共中央、毛泽东的面前：中共中央在全民族抗战中的军事策略—战略方针是什么？简言之，红军在抗日前线应该怎样作战？因为，毛泽东深知：“过去的革命战争证明，我们不但需要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政治路线，而且需要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军事路线。”

1937年7月28日，毛泽东、张闻天联名致电同国民党谈判的中共代表周恩来、博古（秦邦宪）、林伯渠，要求他们转告蒋介石：“（一）八月十五日前编好，二十日出动抗日。（二）三个师以上必须设总指挥部，朱正彭副，并设政治部，任弼时为主任，邓小平为副主任（不要康泽）（引者注：康泽为国民党特务头目），以便指挥作战……（四）主力出动后集中作战，不得分散。（五）担任绥远方面（作战）之一线。”

“不要康泽”“集中作战，不得分散”，意味着中共军队独立自主；“担任绥远方面（作战）之一线”，意味着红军主要起战役配合作用，不和日军正面硬拼。

1937年8月1日，毛泽东、张闻天联名致电周恩来、博古、林伯渠（三人正在云阳出席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召开的红军高级干部会议），指出：“在整个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而不是阵地战。”这一指示，首次明确提出了红军对日作战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分散游击战原则。

8月5日，毛泽东、张闻天在给红军总部的联名回电中强调：“我们事实上只宜作侧面战，不宜作正面战，故不宜于以独当一面的语意提出。”同时指示：“提出按情况使用兵力的原则，在此原则下，承认开拔主力（主力在数量上可以是二分之一，可以是三分之二），对蒋不说几分之几，事实上须估计战争的长时间性与残酷性，应估计蒋之军阀割据（红军全部开去是蒋之要求），又须估计陕甘是我们唯一可靠后方（蒋在陕甘则尚有十个师，以便把我们全部送去，他则稳占此后方）等等问题。”显然，毛泽东对红军作战方针及兵力使用等问题一直采取慎重的态度。

二、毛泽东提出山地游击战

随着红军出兵在即，毛泽东认为有必要对党的任务、战略方针进行一次全盘的讨论，统一思想，遂决定“在红军开动时开一次政治局会议，同时讨论作战问题，地点在洛川。”

会议是在8月22日至25日召开的。由于洛川会议主要讨论军事问题，吸收了前方主要将领参加，实际上成为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讲话中，毛泽东着重谈了红军的战略方针，那就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包括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与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但着重于山地）”。毛泽东最初提出这一方针时，突出的是山地游击战，主要战场是山西。这是由于山西是八路军对日作战的前线，八路军要坚持持久抗战，首先必须充分利用山西的有利地形条件，用游击战控制山西，建立根据地，站稳脚跟，以此为依托逐步向外发展。会议最后一天，毛泽东、朱德和周恩来以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和副主席的名义发布命令，宣布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八路军），即日开赴抗日战场。洛川会议上，毛泽东明确地提出，红军在抗日战争阶段的战略方针以游击战争为主，这是一个重大的战略转变，不能说党内、军内是一致同意的。参加会议的萧劲光说过，“洛川会议上在讨论军事指导方针中尽管意见不同，但出发点都是一个，就是如何在出征以后更有利地打击敌人，更有利于我军的发展壮大。当然，它也说明同志们在当时对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性、对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问题在认识上有差异。”毛泽东也曾指出，在红军抗战方略上，“在中央和一部分军事干部之间发生过严重的争论。”

三、游击战还是运动游击战

洛川会议上，军队领导同志如彭德怀、林彪却从过去红军反“围剿”战争的成功经验出发，又为当时国共两党合作抗战的大好形势所鼓舞，主张红军应以运动战为主，配合国民党军抗击日寇进攻，或者干脆由红军单独开辟一条战线，独立自主地同日寇进行较正规的运动战。“由于对红军作战方针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彭德怀和毛泽东曾就红军出师问题个别交谈。彭德怀认为，红军的游击战与运动战有不可分割的关系。而毛泽东作战方针的基点是游击战，这对于驰骋湘鄂赣闽，以劣势装备动辄整团、整旅地‘吃掉’国民党政府军的红军将领来说，无疑将是一个战略性的转变。”（见《彭德怀传》）另外，全民族抗战爆发后，许多指战员十分兴奋，对战争的长期性和艰巨性认识不足，急于想打一些大仗，毛泽东对此非常忧心。

在1937年11月8日太原失陷以前，八路军对日作战基本上是运动战与游击战并行，而且运动战往往占居主要位置。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既同当时华北战场客观形势的要求有很大关系，又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有相当一部分同志对洛川会议精神缺乏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

1937年9月12日，毛泽东致电拟偕同周恩来赴南京“报告前方实情和争取补充”的彭德怀，特别指示：“在晋、在冀、在京，均着重解释我军‘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这个基本原则，取得他们的彻底了解与同意。……此原则中包含：(一)依照情况使用兵力的自由。(二)红军有发动群众、创造根据地、组织义勇军之自由。(三)南京只作战略规定，红军有执行此战略之一切自由。(四)坚持依傍山地与不打硬仗的原则。”这一指示，将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战略方针具体化了。

四、毛泽东对平型关之战“泼冷水”

1937年9月中下旬，华北西线日军大举进攻山西。阎锡山处于不打一仗无法向山西民众交代的情况下，拟集中兵力与日寇来一次决战，并希望八路军参加。面对阎锡山这一请求，八路军当然义不容辞，问题是八路军应该如何打？ 9月21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他还特别要求彭德怀：“请你坚持这个观点，从远处大处着想，对于个别同志不妥当的观点给与深刻的解释，使战略方针归于一致。林彪同志来电完全同意我十七日的判断与部署，他只想以陈旅（引者注：陈光任旅长的八路军115师第343旅）集中相机给敌以打击，暂时不分散。这种一个旅的暂时集中，当然是可以的，但如许久还无机可乘时，仍以适时把中心转向群众工作为宜。”

9月25日晨，林彪、聂荣臻率领八路军115师主力向正在开进的日军板垣师团一部及辎重部队发起突袭，靠勇敢顽强的近战肉搏，以伤亡600余人的代价歼灭日军1000余人，缴获大批军械物资，这是一场典型的运动战。平型关之战，红军付出了重大的牺牲，但给全国带来了华北战场上第一个振奋人心的胜利，共产党、八路军的英勇精神和神奇战术，在全国获得很高的声誉。一时间，“运动战制胜”又在八路军内部尤其是林彪身上一定程度地抬头，毛泽东决定泼泼冷水！

就在平型关大捷当天，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并转刘少奇等，指出：“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一切工作，例如民运、统一战线等等，应环绕于游击战争。华北正规战如失败，我们不负责任；但游击战争如失败，我们须负严重的责任。”10月16日，毛泽东专门电示林彪：“我军应坚持既定方针，用游击战配合友军作战。此方针在京与蒋何（引者注：蒋介石、何应钦）决定，周彭（引者注：周恩来、彭德怀）又在晋与阎（引者注：阎锡山）当面商定，基本不应动摇此方针。”

毛泽东的电报，不仅再次明确八路军对日作战主要是打游击战而不是运动战，而且阐明了集中打仗与分散做群众工作这两者的相互关系，对于澄清前线将领的认识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五、王明对游击战战略的干扰

然而，正当八路军各部队按照中共中央指示，全面转入敌后游击战争的时候，1937年11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从苏联回国。12月9日至14日，中共中央为了听取共产国际的指示和总结党的工作，在延安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即“十二月会议”），王明在会上作了题为《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对洛川会议以来中共中央采取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提出了批评。与会的彭德怀印象深刻：“我认真听了毛主席和王明的讲话，相同点是抗日，不同点是如何抗法。王明讲话是以国际口吻出现的，其基本精神是抗日高于一切，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见《彭德怀传》）“对无产阶级在抗日民族战争中如何争取领导权的问题，他是忽视的。”王明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当时很有迷惑性，连彭德怀都一时“中招”——“当王明对毛泽东以山地游击战为唯一方针的意见提出批评时，彭德怀表示赞同。他认为，八路军‘在战略上应该是运动游击战，在应用上要利用山地打游击战’。”

由于毛泽东的抵制，王明的错误意见没有形成会议决议。会后，王明到武汉主持工作，他的一些主张在中共中央长江局得以贯彻，从而使新四军未能充分利用当时国民党军队撤出华中、华中敌后空虚之机，迅速发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这给新四军在华中开展抗日带来了困难。

彭德怀是八路军的副总司令，在前方协助朱德总司令分管军事工作，八路军的作战部署，多由彭德怀主持。在“十二月会议”后，毛泽东和彭德怀详细讨论研究了八路军4个月来的作战情况和华北战场的形势。毛泽东向彭德怀再次阐述了他在洛川会议上提出的游击战争在全民族抗战中的战略地位和八路军应采取的作战方针。

六、在曲折中完成向游击战的转变

1938年2月27日至3月1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即“三月会议”），王明继续坚持他在“十二月会议”上提出的右倾观点，附和国民党“统一军令”的主张，竟然提出包括八路军、新四军在内的各抗日军队，都要确定和普遍实行以运动战为主、配合以阵地战、辅之以游击战的战略方针，这就完全颠覆了毛泽东提出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战略方针。毛泽东在会上慷慨陈词，反复强调：“在指挥关系上，我们应坚持战略统一下的独立自主。八路军运用的主要是游击战争。”

“三月会议”没有形成正式文件，会后王明发表《三月政治局会议的总结》一文，把自己的主张当作中共中央的路线加以宣扬，引起了一些混乱。不过，就此时华北战场全局情况而言，八路军各部队已深入敌后发动游击战争，游击战已成为其对日作战的主要形式，王明的主张在实践中并没有造成多少直接影响。

从1938年春天起，华北、华中的抗日游击战场由山地向平原拓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方针也自然而然需要进一步完善。当时，由于国民党军队迅速败退，华北抗战的重担主要地落在了中共及其领导下的八路军身上。为推动华北乃至全国抗战形势的发展，共产党、八路军必须走出山地，向东部广大平原地区推进，在更广泛的空间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只有这样，才可能真正创造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局面。1938年4月21日，毛泽东在给朱德等的电报中指出：“根据抗战以来经验，在目前全国坚持抗战与正在深入的群众工作两个条件之下，在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广大地发展抗日游击战争是可能的，而且坚持平原地区的游击战争也是可能的。……应坚决采取尽量广大发展游击战争的方针，尽量发动最广大的群众走上公开的武装抗日斗争。”很快，在河北、山东部分平原地区，中共领导下的敌后游击战争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开展，特别是冀南、冀中根据地的创建，为在整个华北平原地区全面发动全民族的游击战争提供了成功的经验。

不过，对于在平原地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党内有的同志持怀疑态度。如当时的新四军主要负责人项英，强调华中地区地形特殊，不相信在华中平原存在发展敌后游击战争的可能性。1938年5月4日，毛泽东专门致电项英指出：“在敌后进行游击战争虽有困难，但比在敌前同友军一道并受其指挥反会要好些，方便些，放手些。敌情方面虽较严重，但只要有广大群众，活动地区充分，注意指挥的机动灵活，也能够克服这种困难，这是河北及山东方面的游击战争已经证明了的。”不过，项英对此置若罔闻。

关于发展平原游击战争思想的提出，使我军独立自主游击战战略方针的内涵更为丰富、更为完善。1938年5月，毛泽东发表了两篇名著《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前者对于如何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进行了深入浅出的阐述；后者则提纲挈领地总结道：“八路军的方针是：‘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与洛川会议相比，这时关于战略方针的提法更全面了，这也标志着抗战初期提出的红军军事战略转变的完成。

七、抗日战争坚持并取胜的重要因素

1938年七八月间，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稼祥带着共产国际的新指示回到延安。9月14日至27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第一天，先由王稼祥传达共产国际指示：中共中央“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王稼祥传达的共产国际这些指示极为重要：第一是肯定了“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第二是肯定了中共中央的领导机关要“以毛泽东为首”。这就从根本上剥夺了王明以共产国际的“钦差大臣”自居、不断对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说三道四的资本，为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胜利召开扫除了障碍，也确立了毛泽东抗日游击战争战略方针的正确路线。因此，毛泽东作过这样的评价：“六中全会以前虽然有些著作，如《论持久战》，但是如果没有共产国际指示，六中全会还是很难解决问题的。”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最终确立，他的军事路线也得到全党全军的拥护。在会上的发言中，彭德怀衷心地说：“领袖是长期斗争经验总结的，是长期斗争中产生的。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是由正确的领导取得的。”这里所说的“正确的领导”，当然包括军事战略方针的领导。这一战略方针，源自于八路军，同样适用于新四军。1945年4月20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其中有这么一句话：“在抗日战争的战略退却和战略相持阶段中，因为敌我强弱相差更甚，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正确方针是：‘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强求过多的运动战是错误的。”

不过，这个战略方针落实到各战区，不是一帆风顺的。1944年5月21日，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的工作报告中，毛泽东曾感慨地说过：“关于发展自己，发展八路军、新四军和抗日民主根据地，以此为代表中华民族打击日寇的中心力量，这个问题中央曾做过很多工作来同反对这个方针或不积极执行这个方针的同志作斗争。华中与山东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曾经表现得最严重，差不多花了一九三九年一整年才纠正过来，但后来还是出了皖南事变，到皖南事变后才彻底纠正过来。”“对运动战还是游击战的问题，我们内部也发生过争论，但是还是执行了以游击战为主的正确战略方针。”

关于实行这一战略转变的意义，毛泽东于1938年11月在《战争与战略问题》一文中指出：“这一转变关系于整个抗日战争的坚持、发展和胜利，关系于中国共产党的前途非常之大，只要想一想抗日战争在中国民族解放命运上的历史意义，就会知道的。”抗战的军事实践，完全证明了毛泽东预见的正确。日军于1938年10月占领武汉后，之所以停止了对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日军背后出现了一个他们从未预计到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敌后抗日战场，组织、开展了波澜壮阔的人民游击战争，使日军受到了严重的威胁，迫使其不得不将部分兵力投入到这个战场上来。八年抗战中，中共领导的敌后游击战争，成了抗日战争能够坚持并取得最后胜利的重要因素，我党我军也在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中获得了很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