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农业发展方向问题上，多位有影响的专家学者达成高度一致：规模化、集约化、机械化、科技化及现代化管理等模式所支撑的现代农业是中国农业发展的必然趋势，这也符合中央倡导的“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的要求。不仅能大幅降低农产品成本，提高生产效率，提高国际市场竞争力，还会因基础设施的改善而极大提高抵抗自然风险的能力。

承载中国农业未来的不是农家乐，不是采摘园，更不是观光园，只有18亿亩耕地承载的事关粮食安全的种植业，才是中国农业的主攻方向。中国农业与土地资源有着密切关系，而土地资源供给又是由土地政策和制度决定的，解决农业问题，首先得解决土地制度方面的问题。

一位种田大户对农业的深度思考

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各类技术突飞猛进的今天，农业为啥陷入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表现在“三不得利”：农户穷，粮食不值钱，经济作物经常找不到销路，甚至烂在地里，农户的生活水平在贫困与温饱间徘徊，其一不得利也；大户苦，国家政策扶持不到位，土地流转不仅成本高，还难以成片，难以长久，难以形成规模效应，破产跑路的时有耳闻，其二不得利也；国家冤，每年都花了大把的银子，调动农民、大户种粮积极性，可事与愿违，土地荒芜现象不少，国家粮食安全依然得不到保障，其三不得利也。

被中国经济甩在身后的农业

农业为啥出现这样的困境，农村、农民为啥落后贫穷，梳理一下时代背景，不难发现深层次的原因。

在改革开放之前，在一个整体贫穷的国度里，农业不可能独善其身，农村、农民也不可能富裕。实施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村和农业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农村、农民很快富裕起来，精神面貌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后来实施的市场经济，农产品价格和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倒挂，即便有一些补贴，也是抱走西瓜，扔给芝麻。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在加入WTO的谈判中，农产品的进口关税税率明显低于工业产品，这也是目前中国难以抗拒进口粮食的一个重要原因。

令人担忧的还有“洋货入市，国货入库”。国内大宗农产品价格全面高于国际市场，大米、小麦、玉米等主粮价格均超过国际市场的50%，粮棉油糖等大宗农产品的进口完税价每吨大体比国内低1000元，粮棉油糖等进口不断增加，出现了“边进口、边积压”和“洋货入市、国货入库”现象。

农产品价格政策陷入两难境地。一方面，为了弥补种粮的高成本、保护农民的积极性，需要继续提高政策性收储价格；另一方面，如果继续提高政策性收储价格，进口压力会进一步加大，同时收储企业难以顺价销售，导致库存积压，财政压力不断增加。

李思进《中国农村贫困落后的原因及对策》一文对中国现状进行了较为透彻的分析：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质是土地人均占有，农民继承了小农经济的生产生活方式。与工业经济相比，这种经济模式的特点是自救能力极强，但发展后劲不足。在上世纪80年代农村经济非常薄弱、温饱问题难以解决的关键时期，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城市改革的展开和进一步深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带来的繁荣景象一去不复返，城乡差距、工农差距、地区差距随之产生，并越来越大。

毫不夸张地说，农业被飞速发展的中国经济远远甩在后面，成为负担和短板。一是因为大量劳动力依附相对较少的土地，难以形成规模效应，结果是只求温饱，难求富裕。二是因为地块零碎，影响先进农机及技术的普及。很多地区农村田间作业停留在人畜劳作和简单的机械生产层次上，维持低水平的简单再生产。而发达国家农机化程度很高，农产品科技含量也很高。三是因为专业化程度低。不仅农业生产专业化程度低，而且农村的工业、商业、运输业、服务业以单户经营为主、分散的农户兼业，不能产生分工合作的集体效益，进入市场的主要是初级加工的低价位农产品。农村单个劳动力单位时间生产的产品数量受限，创造价值低，生产效益低，收入难提高。所以，农民越来越穷，农村越来越落后。

农村土地承包制的隐忧

应该说，“农村土地承包制度30年不变”的目标是明确的，出发点也是好的，即保障农民利益，促进农业发展，对中国农业乃至中国社会经济的稳定和发展有过巨大贡献。然而，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随着世界经济的融合，这种体制衍生的低效农业的弊端愈发显现：农产品成本过高，失去国际竞争力，出现土地弃耕抛荒等。

在上世纪80年代末，通过土地承包，国家和农民权利、义务的关系能很好地执行。一方面农民“交公粮完任务”，保证了国家粮食安全；另一方面，农民获得相应的经济报酬，实现自身的价值。然而，30年过去了，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国家对农业的扶持力度今非昔比，不仅终结了几千年“种田纳粮”的历史，还对粮食种植进行适当补贴。然而，尽管国家花费了大把的银子，结果却是不少农田荒芜，粮食安全得不到保障。

是否存在一些不对劲的地方呢？笔者认为，一系列旨在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的相关政策，比如取消农业税、种粮补贴的做法，国家对农民的义务加强了，农民对国家的义务减弱了，甚至不存在义务一说。只有权利没有义务的畸形承发包模式，不具备经济学的公平合理原则，必然是无制约机制，也直接或间接导致了土地弃耕抛荒现象。

城市人口有成熟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农村主要以土地承包制所约定的土地收益实现对农民的保障。这两种保障模式，使农村和城市变成两个相互封闭的社会。在市民有劳动能力时，可实现财富积累；在其失去劳动能力后，城市社会保障能保证其过着衣食无忧的日子。而以土地承包制为基础的农村社会保障，在农民有劳动能力时，能勉强度日；在其失去劳动能力时，几乎就失去了保障功能。在农村土地荒芜的情况下，这种保障更是苍白无力。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要统筹城乡发展，要实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是不可能的。

土地流转背后的悖论

十六大报告和三中全会决定提出，“要长期稳定并不断完善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也强调“农户在承包期内可依法、自愿、有偿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完善流转办法，逐步发展适度规模经营”。

目前中国化肥、种子、农药等农资价格水平与国际水平并无太大差别，粮食单产也不低，这些要素对提高粮食生产效率、降低成本的影响有限。现阶段提高粮食生产效率最有效的方式就是规模化、机械化、科技化，“用管理工业的模式来管理农业”，这才是中国农业发展的必然。工业化的农业管理模式在局部地区早就实现了，如北大荒建设兵团、山东寿光农业，他们的农产品竞争力不输欧美农业。问题来了，北大荒能这么做，其他地方为啥不能呢？

通过土地大面积流转，实现集约化、机械化、科技化种植，是很多地方解决土地弃耕抛荒最直接最有效的途径。然而，土地流转只能是权宜之计。不可否认，大规模的土地流转，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规模化农田改造，提高机械化水平，提高科技含量，减少人力投入，就是“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的现实体现。但是，土地流转不仅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产品尤其是粮食生产的成本问题，而是真真切切抬高了粮食生产成本。

当前农村土地流转费每亩超过1200元的省份不在少数。在风调雨顺的好年景，只种一季水稻，亩产一般600公斤左右，水稻价格在每公斤2.4元左右；种两季，每季产量相对较低，再加上多一季人工及农资费用，种两季与种一季的收益相差并不大。这是绝大多数农民选择只种一季的原因，至少湖北大部分地方是这样的。试想，运用何等高科技，何等高效设备，何等的现代化管理，才能抵消如此高额的附加成本？在高额流转费之下，能种出低价粮食吗？可以肯定地说，不能！除非国家不仅在生产环节补贴，还要托底收购。

土地流转的目的是提高农业生产效率，达到降低成本、增强国际竞争力之目的；而土地流转因高额流转费，抬高了生产成本，甚至远高于流转前的生产成本。这不就是用自己的矛来戳自己的盾吗？在笔者看来，这种做法与中国农业的发展方向背道而驰。

相对如此高的流转费，国家补贴略显单薄。再加上很多地方配套补贴不到位，截留挪用中央补贴，对那些诱人的农业补贴，很多种田大户可望而不可及。土地流转费这项高额附加成本，将使规模化、机械化、科技化等措施所产生的效益化为乌有。因此，一些有识之士对中国农业“非农化”“非粮化”倾向的担忧也就不奇怪了。

不必都吊在土地流转上

建立法人治理模式，实现农业组织形式的突破，是未来农业发展的最终选择。而这种模式要有与之相匹配的土地资源。这种土地必须具备如下条件：价格不太高，面积不太小，单独成片，能长期使用，可自行改造优化。

目前的土地流转很是红火，但很多处于无序状态。流转费过高不说，往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中间横上几块田就不流转给你，你也只能干瞪眼。张三给你种三年，李四给你种五年，王五还在考虑明年让不让你种。能做长远规划吗？连起码的农田优化改造及配套的灌溉系统升级都做不成，何谈产业化发展。无序的土地流转很难成就现代农业。

陈锡文是农业专家和农业政策的参与者、制定者，他表示，目前土地流转速度不尽如人意，去年承包地流转率是30.4%，很多进城农民不愿意流转，流转也只是短期。陈锡文称，中国农民在农地流转方面有新的创造：不流转搞规模经营。即采用托管模式，小农户将土地托管给社会化服务体系，集中耕种；农民通过经营权入股成立股份合作社。这种方式发展起来不过两三年，已占到山东总承包土地面积的25%。陈锡文认为，小规模农户将在相当长时间存在，通过如托管、入股等方式，与大规模社会化服务体系相结合，“这些方式政策余地大，不必都吊在土地流转上”。

农业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最大的新的经济增长点。但是，不突破农业用地制度的各类探索和尝试，最多只是一些修修补补的工作。笔者以为，耕地逐步收归国有，或许是值得探索的改革路径。

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加大创新改革力度、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中央已将农业现代化的紧迫性上升为国家战略高度。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必须加强改革和创新。

中国农业不但等不起，而且必须“加大创新改革力度，加快农业现什化建设”。面对农业的转型困境，我们必须有更富变革性的举措。

曾几何时，诺基亚、摩托罗拉、柯达等响当当的品牌，因为转身有点慢，在不经意中消失了。中国农业若不改弦更张，将错过大发展的窗口期。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留给中国农业发展的时间不多了，中国农业没有资本放任自流，必须逆水行舟，奋起直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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